一、無法律即無處罰－處罰法定原則
法令規定多如牛毛，性質各異，有處罰人的，有給人好處的等等。其中大家比較注意的，則是那些處罰人的規定。這些處罰人的規定，因為具有制裁的效果，也就是會對人的權利有所影響，例如罰鍰實際上即是剝奪財產權。對於此種處罰人的規定（行為規範與制裁規範，以下皆稱處罰規定），當然要事先告知人民，否則大家如何得知行為是否受罰，從而遵守行為規範。在學理上即有「處罰法定原則」，而在法條規定中，行政罰法第4條即規定：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
二、法令變更的處理－從新從輕原則
法令隨時而轉，修法也是常有的事。而處罰規定當然也會常常修法，這中間就發生一個問題，如果有人違規，而在行政機關處罰前，竟然修法了，那麼到底要用新法還是舊法處罰呢？這時依照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：「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。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，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。」，採取從新從輕原則，也就是原則上適用機關裁處時有效的規定（從新），例外選擇有利於人民的規定（從輕）。
三、處罰法定原則與從新從輕原則之連結
在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中涉及的案情是，某甲從 2013年2月到3月間在火車站加價販售火車票共11,440張，違反當時鐵路法第65條規定，因當時鐵路法第65條規定為刑罰，所以由檢察官先為偵查，檢察官在2014年10月15日為不起訴處分，並移由交通部處理。而鐵路法在2014年6月18日修法，從刑罰修改為行政罰。交通部依修法後的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新台幣1,143,700元。某甲不服，提起行政訴訟。這時到底要適用修法前的鐵路法第65條（刑罰規定）還是修法後的鐵路法第65條（行政罰規定），此問題就同時涉及處罰法定原則與從新從輕原則。
四、判決見解－適用新法，但法律效果受限於舊法
（一）適用新法：
最高行政法院首先說明：「立法政策改變，就同一行為的處罰，無論由『行政罰』轉變為『刑事罰』，或由『刑事罰』變更為『行政罰』，均屬法律的變更，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，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，自應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『從新從輕原則』予以決定。」，肯認從新從輕原則在本件中有適用，而後更進一步判斷「因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行政罰，較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的刑罰為輕，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『從新從輕原則』，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處」，明確認定本件應適用新法，也就是修法後的鐵路法第65條（行政罰規定）。至此而言，交通部的處罰似乎並無違法。
（二）法律效果受限於舊法：
然而，最高行政法院話鋒一轉，說到：「無論刑法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，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法律（包括行政罰的自治條例）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，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，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（惟如適用刑法第2條所定的從舊從輕原則或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，則可能處以較原定範圍為輕的處罰），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，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。」，並認定：「67年鐵路法第65條的法律效果，最重僅能處拘役59日併科銀元1,000元以下罰金，且拘役部分原則上最重得以3,000元折算1日易科為罰金，故上訴人預見其行為所可能遭受的制裁，自係以行為時上述得以最高額易科為罰金的拘役59日併科銀元1,000元罰金的法律效果即180,000元（3,000元×59日+1,000銀元×3=180,000元）為限。而上訴人衡量其行為的可罰性後，既仍執意為之，固應受罰，惟參酌上述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處罰法定主義的意旨，被上訴人依據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對上訴人裁處罰鍰時，即應於上述最重的法律效果範圍內為之。然而，被上訴人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，逕按上訴人及羅仕鑫購票後加價出售的張數11,440張，以原處分處每張車票價格1倍的罰鍰計1,143,700元，已大幅逾越上訴人行為時對其行為可罰性的預見（計）可能範圍，有悖於處罰法定主義的要求，自有違誤。」
（三）簡要分析：
由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來看，法院先以從新從輕原則決定要適用新法，也就是倫理非難程度較低的行政罰，但因為在法律效果上，刑罰反而對某甲較為有利，所以法院再次運用了處罰法定原則，認定在法律效果上，應依舊法而定。如此解釋，雖然較為繁雜，但應有其實際考量。
五、結論
無法律即無處罰，人民須有法令方可預先安排其法律生活並避免裁罰，因此行政罰法第4條定有處罰法定原則。而法令隨時而轉，修法實可預期，在違規行為與裁處之間的時間差，如有修法，則依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處理。在刑罰變更為行政罰的情形，依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意旨，雖然原則上要適用倫理非難較低的行政罰，但在效果上則因處罰法定原則之故，應考量實際上是刑罰還是行政罰對人民最有利，如刑罰的效果對人民有利，即使適用行政罰，法律效果仍受限於刑罰的最大限度。
